為推進中糧集團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工作，國務院國資委日前對中糧集團董事會進行了18項授權，涉及資產配置、薪酬分配、市場化用人等多方面。專家表示，此舉意味著國企改革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進入實施階段，國企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
國資委相關負責人曾在本月上旬表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主要從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首先，希望通過改革來發展國有資本專業化運營，同時探索有效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模式；其次，希望通過改革來探索國資委與企業的關系，探索完善國有資產監管方式；最后，則是希望通過系列改革來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內部改革，探索市場化的企業經營機制。中糧集團獲得的18項授權被寄托了探索國資委與投資公司關系、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路徑和模式、調整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的方式方法和具體舉措等內涵。
據介紹，授權后，國資委將不再干預企業的戰略和投資計劃，中糧集團可自主決定五年發展規劃和年度投資計劃。中長期發展戰略和規劃則由中糧研究決定后報國資委備案。董事會還可確定1至3個新業務領域，經國資委備案后在投資管理上視同主業對待。
在資產處置權方面，國資委授權包括：公司內部企業之間的產權無償劃轉；通過產權市場轉讓國有產權，子企業增資，公司及子企業重大資產處置事項；在法律法規和國資監管規章規定的比例或數量范圍內，增減持上市公司股份事項；不涉及控股權變動的情況下，上市公司股份的協議受讓等。
除此之外，在經理層的市場化選聘、考核和薪酬權上，中糧集團被授予了更加充分的自主權。企業可以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和國資考核導向，對經理層實施個性化考核；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實施市場化薪酬分配機制，可采取多種方式探索完善中長期激勵機制；自主決定職工工資分配，工資總額實行備案制等。
此舉是近期中糧集團與中紡集團正式啟動戰略重組，中紡整體并入中糧成為中糧全資子公司之后公布的又一重大改革舉措。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此次國資委將對中糧的管理由審批改為備案，意味著國企改革試點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進入實施階段，國企改革邁出了重要一步，有利于企業走向市場，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為什么說這個政策特別重要，小編推薦這篇文章一看就明！
國企不“破”，中國不“立”
一
展開討論前，先上一段新聞。
媒體前日公布，東北特鋼集團虧損嚴重，已發生6起債務違約事件，違約總額接近40億元，已無力償還到期債務，遼寧政府正在游說中央政府，對東北特鋼的金融債務按照70%的比例轉為股權。
東北全面衰落，是東北人不勤奮了，還是那塊土地不養人了？
東三省的核心特征就是國企在幾乎各個領域占絕對壟斷地位的畸形經濟結構。東北特鋼基本就是東北的一個縮影，其特別之處就在于其特殊的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為遼寧國資委，其余股東為東方資產和黑龍江國資委。東北特鋼違約不全是經營困境所致，就算去年鋼鐵行業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集團盈利仍達2.29億元。
東北特鋼倒下的主要原因是負債率過高：公司負債率高達84.35%，但有11.6億元長期被遼寧國資經營公司占用，嚴重政企不分。
再上一段研討會的對話。
前不久朋友參加一個國企改革研討會，某直轄市國資委副主任大吐苦水。國企改革，上熱下冷，中央出了十幾個文件、開了很多會、做出無數指示、批示，下面一點不動，一點也沒有辦法動。中央什么都要，要黨性要和諧，要效益也要就業，要做大也要做強，目標多元化多維化，管人、管物、管事、管資本，什么都管，但基層做實踐的根本沒辦法同時滿足這么多要求。地方政府更是真金白銀才能活下去。所以地方上都在等待觀望，彷徨迷茫。(然后也看到了中央意見貌似并不一致，差別還很大:私下說的）。
所以地方國企改革根本沒有動作進展，實在上面逼得緊了，才做做樣子應付一下。
同時結合他自己曾經做過國企老總的經歷說，自己做國企時，根本沒有企業家的感覺，感覺自己就是官員，任期感很強，過渡感很強。他理解的企業家應該是有冒險精神和很具有個性化的，但他在國企老總位置上，根本不敢搞什么創新，也完全沒有這個動力和壓力，凡事安全第一，穩健第一。
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有企業跟新加坡淡馬錫這類的國企確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品種。一個本質區別，是企業家在辦企業，還是政府官員（黨委）在辦企業。
中國現在的國企不能叫國有企業了，已回歸90年代之前的國營企業、官辦企業、官僚企業了。本來我們90年代國企改革已經明確國企要從國營走向國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理順委托代理關系，責權利對應，搞對激勵機制，激勵兼容，建立開放的企業家市場，企業家辦企業、董事會辦企業而不是黨委辦企業。但現在按照國企最新的“改革”路線，這些實踐檢驗效果很好的原則都被放棄了，在走回頭路，全面倒退，90年代國企改革成果可能毀于一旦。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本來混改的國企改革路線還是很明晰、符合市場化道路和現代潮流的，如果真的做到了，政府管好資本和做好財務投資就好，人事和戰略都交給市場，就很接近淡馬錫了。但這個路線后來被攻擊脫離黨的領導、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等云云大罪名，輕易就被放棄和更改了。下一步國企到底如何改如何做，各個地方政府和國企都不知所措。
介紹情況的這位國資委官員還提出，在地方層面和實踐層面，希望中央不要再說那么多原則和提那么多要求，就希望有人（包括專家學者）能告訴他們，國企改革階段性目標（終極目標）到底是什么？實施路徑是什么？保障措施是什么？動力機制是什么？
研討會休息時候私下與我交流時候說，地方政府層面和實踐層面對當前很多政策確實很困惑，很沒有方向感，但又不便多發聲，只能執行或默不作聲。
很明顯，在這位國資委副主任看來，國企改革，是一個Mission Impossible。
回到前面的東北特鋼案例。遼寧政府游說中央政府，對東北特鋼的金融債務按照70%的比例轉為股權。最新信息是：所有銀行債權人全部不同意債轉股，一致要求東北特鋼破產清算。
這是一個很戲劇性的結果：銀行也是國企，按道理是一家人，肉爛了也是爛在一個鍋里，該支持東北特鋼債轉股才對。
但銀行不。他們很清楚，肉沒有爛在一個鍋里（此處省略一百字）。與其債轉股繼續讓這幫大爺折騰，不如破產，有點骨頭渣就收點骨頭渣。如果債轉股，可能連骨頭渣都沒有了。
哀莫大于心死，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二
從數據看，國企一直都是一個很不堪的存在。
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國企營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國企同比下降15.8%，國有經濟占比巨大的遼寧省，GDP出現負增長，前1-5月，國企利潤總額8373.9億元，同比下降9.6%。與此同時，據媒體報道：一批國企員工無工資可發，無工作可做；一批生產就虧損，但停產死得更快的國營鋼鐵企業則又重新點火恢復生產；一批國企甚至央企債務違約；
前度劉郎今又來，你有沒有一種今夕何夕，似曾相識的輪回感？
差不多20年前（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國企問題積重難返，面臨嚴重困境。總理朱镕基抱著“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決心，頂著一批職工下崗的壓力，以雷霆手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兼并破產”、“終止重復建設、清除產能過剩”、“裁撤冗員”等改革，實現了國企“三年脫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目標，也相當程度上扭轉了國企大面積虧損的問題。
1、1997年；朱镕基98年的國企改革后，國企在整個工業企業利潤中的占比直線上升，之后維持了約十年；
2、2007年；國企在整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中的占比，又開始迅速跳水，到今日甚至面臨著批量虧損和破產的窘境；
這是一個坑：短短20年后，我們又跌回到了坑里。
而且，這次情況似乎更嚴重——高大上的央企撕下臉面，不顧信用，直接債務違約，這在新中國經濟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事。
三
格隆一直有這樣兩個疑問：
1、我們真的需要國企嗎？或者說，我們需要那么多國企嗎？
2、國企為何就動不得？
數據顯示，國企占用了中國全社會70%的資源，即我國國有企業資產占全社會企業資產的比重約為70％左右，但只創造了大約30%的GDP。來自各種不同角度的數據分析均表明，70％的國有資產比重和30%的GDP比重，接近實際情況。
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國國有企業資產占全社會企業資產的比重約為90％左右（另外10%的比重為集體所有制企業資產），經過了38年時間，到了現在，這一比重仍然高達70％，年均只下降0.4個百分點稍多。
所以，談論中國經濟的過去與未來，乃至幾乎中國的所有問題，幾乎都繞不開一個特殊對象：公有制下的國企。
事實上，公有制并不是一個很嚴格的經濟學概念，從產權天生排他的經濟屬性看，產權天然是無法公有的，除非它是公共服務類物品。我們所謂的公有制，從經濟學角度，只是一個產權代理所有制：少部分人代替大眾占有、運營與處置相關產權，而國企，就是這種“特殊產權安排”的載體。
這里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邏輯悖論：如果我們需要國企，是為了保證公有制，保證大家過上好日子，保證人人有份，但事實上這些國企卻又無時無刻不在與民爭利，到頭了，還多數人都沒份。
你能告訴我，中國有多少人流落街頭，有多少人老無所依？如果國企是人人有份的公有資產，在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流浪街頭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權利把屬于他們的那一份拿走？
很顯然，不行。
所以，從單純從經濟學角度，國企這種產權架構安排，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經典闡述：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效果，又不講節約。”
國企的產權安排，屬于弗里德曼說的最后一種情況：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這對資源分配機制、財富創造機制、財富分配機制都是一種確定的挑戰與破壞。
朱镕基1998年的改革，一度讓國企的盈利能力，慢慢靠近民企的水平，但2007年后又再度拉開并持續擴大，哪怕2008年政府的4萬億大部分投向了國企。
考慮到國企在盈利能力方面分化嚴重（存在著明顯的“肥尾分布”，少數國企占據了國企整體利潤的大部分，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利潤排前10位的央企占所有央企利潤的64.45%、72.97%、65.11%和61.05%），所以這種國企、民企盈利能力的差距可能比我們上述的更嚴重。
經濟效益不行，那社會效益呢？比如，解決就業方面？
目前非國企從業人數占到全部就業人口的50%以上。按新增就業人口計算，在國企占用了大量的金融及其它資源（80%左右的新增銀行貸款流向了國有部門）情況下，1997年以來，國有部門為經濟創造的新就業崗位數量幾乎為零。
四
中國如此，那全球呢？
回溯人類幾千年的經濟史，從沒有一個以國企為主體的經濟體能持續繁盛的案例。從來沒有。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體系國家，也不是沒有嘗試過國企的玩法，比如，大英帝國。
還記得那部獲奧斯卡獎的電影《英國病人(English Patient)》嗎？
與自建國起就富于私有化傳統、國有經濟占比一直不大的美國不同，英國是個富于國有化傳統的國家，在幾乎是“國企私有化”代名詞的“撒切爾主義”盛行之前，英國甚至存在壽命近500年的“祖爺爺級”國企（如英國皇家郵政RoyalMail成立于公元1516年）。不僅如此，西歐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發源地，二次大戰造成的破壞，加上人們對貧富分化、階級矛盾的恐懼，令戰后福利社會制度和民主社會主義理念成為西歐的主流思想，“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主義成為理所當然的公平社會構成標準，二戰后英國工黨異軍突起，并先后推動了兩輪（1945-1951、1964-1979）大規模國有化改革，銀行、航空、交通運輸、電力、軍工等關鍵領域的企業紛紛被整合成大型國有化集團，國企化、國有化在英國成為一個絕對“政治正確”的大趨勢（是否感覺很熟悉？）。
但這種玩法，迅速導致了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擠占過多資金和資源、加速通脹等所謂的“英國病”。戰后數十年間，英國病日益嚴重，甚至有人斷言它將是第一個從發達國家退回到發展中的國家。
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英國有英國航宇公司（BAE）、英國電訊公司、英國石油公司（BP）英國鋼鐵公司、英國自來水公司主要國有企業32家，其它國有企業44家，國企產值占GDP比重11.5%，國企投資占全國總投資比重10%，國企雇員多達150萬以上，可謂積重難返。
好在，英國當時有“鐵娘子”撒切爾夫人。
撒切爾夫人幾乎是再造了英國——但是對于遙遠的中國而言，除了津津樂道她在人民大會堂前戲劇性的摔跤之外，很少有人去點檢她的政治遺產尤其是經濟措施——尤其在當今中國經濟已經“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尷尬情況下。
撒切爾的做法并不復雜，更多的是需要勇氣與決心：大刀闊斧對國內各大國有企業和壟斷部門進行私有化。除了鐵路、郵政兩個系統外，幾乎所有關鍵部門的要害國有企業都被列為私有化目標。采取的私有化形式，則包括整體出售、拆分售股給公司員工和上市三種。通過這個“戰后英國經濟和工業結構最重大、最激進改革之一”，英國達到了通過用市場調節代替政府和文官制度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提高經濟效率，增加市場競爭，最終建立起人人擁有股票的“股東社會”的目的。
“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這是里根的名言。
撒切爾夫人不僅重整了英國經濟，使之重新回歸世界舞臺中心，更與對岸的里根總統一起向世人證明：自由市場制度的確仍舊是最不壞的制度。
這對于面臨多重轉型困境的中國改革，沒有參考價值？
五
重新回到前面格隆的第一個疑問：我們真需要國企嗎？或者說，我們需要那么多國企嗎？
“國企改革”其實從來都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反復的話題，無疑也是最近一年曝光率最高的一個詞。
這很諷刺，因為反復改革，只能說明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
哲學討論有兩個意思類似的詞：屁股決定腦袋，路徑依賴。
當你坐在凳子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哪家國企都重要，哪家都不可或缺。哪怕你是躺著數錢的銀行，你也會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
如果你試著把屁股從凳子上挪開，像格隆一樣，做一次客觀的旁觀，你會發現，于經濟體系而言，占用了太多、太多資源的大多數國企，不是麻煩解決者（trouble shooter），而是麻煩制造者（troublemaker）。
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要邁出去的腿，就因為國企這個橫亙在面前的龐然大物，又不得不被迫縮回來，然后試圖繞路繞過去，很多事情就是在這種退縮中前功盡棄的。
說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甚至是綁架了中國，并不過分。
實際上，即使需要，我們也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國企。國企占比從目前的70%，減低到33.3%的控股比例，絲毫不會影響中國的公有制地位與紅色本質。
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諱疾忌醫，綏靖妥協，只會讓我們的改革進入一遍又一遍的輪回循環。
六
現在，我們自然過渡到了格隆的第二個問題：國企為何就動不得？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討論一個其實結論已很清楚的問題：國企怎么改？
不復雜：在保證公有制的前提下，把國和企兩個字，分開。
2001年，參加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中國入世”研討會，林毅夫主持。會上，一位與會經濟學家有如此發言：“國有企業不是如何搞活的問題，而是如何搞死的問題。”
他說的“搞死”是退出，因為國企不按市場原則配置資源，也不符合公平競爭，搞好是偶然，搞不好是必然，所以應該退出。
經濟學家的話有些偏激，但話糙理不糙：國是國，企是企。各司其職，各做各的事，那么國是好東西，企也是好東西。一旦合署辦公，就注定不會是什么太好的東西了。
事實上，所有人都知道，國企這種產權安排，已成為效率與財富的吞噬黑洞，成為反噬中國前行的沉重負擔，一道坎，一座山，而不是助推器；
所有人都知道，國企是一種病，不治恐益深，指望通過改“活”國企實現中國經濟的突破，極可能是緣木求魚；
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對國企的各種“改革”，都只是治標不治本，是在削足適履的“續命”，改革只是再增多一次輪回而已；
既然如此，自然就回到了格隆的第二個問題：國企為何就動不得？
不是動不得，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突破形而上意識窠臼的勇氣與魄力。
或許，我們重溫一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幾段簡單明了，卻高屋建瓴的講話，會有助于我們厘清思路：
1、我們落后的關鍵還是我們從五十年代起，不抓經濟而抓階級斗爭，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
2、發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爭論什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
3、有人講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其實，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哪有那么多清規戒律的主義。
4、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臺！
來源：證券時報和港股那點事
